第一届“卿云杯”获奖论文|巧合与巧思 ——“刘寄奴”意象在双关语境下的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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巧合与巧思

——“刘寄奴”意象在双关语境下的使用

毛静怡    南京大学汉语言文学专业 

第一届“卿云杯”课程论文大赛

一等奖作品

双关是利用发音相同（同音异义词）或发音相似但意义截然不同的词进行的文字游戏。双关语常常具有严肃的文学用途，但有时是为了获得喜剧效果。[1]中国古代文学中的一些典故常常具有双关属性，并因此带上或严肃或诙谐的色彩，“刘寄奴”是其中比较典型的一个。

本文意在阐述“刘寄奴”意象的双关属性并分析其在双关语境下的使用情况。

刘寄奴，刘宋开国皇帝刘裕的小字，同时也是一味草药。皇帝与草药重名的巧合，其实有正史记载，并非毫无关联。《本草纲目》中李时珍引李延寿《南史》云：

宋高祖刘裕小字寄奴，微时伐荻新州，遇一大蛇，射之明目，往闻杵臼声。寻之，见童子数人，皆青衣，于榛林中捣药。问其故，答曰：“我主为刘寄奴所射，今合药傅之。”裕曰：“神何不杀之？”曰：“寄奴王者，不可杀也。”裕叱之，童子皆散，乃收药而反。每遇金疮，傅之即愈，人因称此草为刘寄奴草。[2]

又引郑樵《通志》：

江南人因汉时谓刘为卯金刀，乃呼刘为金，是以又有金寄奴之名。江东人谓之乌藤菜云。[3]

 由此可知，此药得名刘寄奴，实从刘裕而来。刘裕微时于新州伐荻，斩一大蛇，后见青数衣童子于榛林中捣药，问其故，得知先前所杀大蛇乃神仙所化、诸童子之主，但因刘裕为王者，不可杀，所以只是为主人捣药敷之。刘裕后遇金疮，敷此药则愈，人们因此称此草为刘寄奴草。不仅如此，刘寄奴草的另一个别名“金寄奴”也与刘裕的外号有关，可见二者联系之紧密。今本《南史》在上引段落后还有一段，是上面故事的续篇：

 又经客下邳逆旅，会一沙门谓帝曰：“江表当乱，安之者，其在君乎。”帝先患手创，积年不愈，沙门有一黄药，因留与帝，既而忽亡，帝以黄散傅之，其创一傅而愈。宝其余及所得童子药，每遇金创，傅之并验。[4]

 沙门之药与刘寄奴草并有治愈金创的奇效，或许同为一物所制。后世的医学研究表明，刘寄奴草有破血下胀之用，对止金疮血的确很有效果。[5]另外，《本草纲目》云：“刘寄奴一茎直上。叶似苍术，尖长糙涩，面深背淡。九月茎端分开数枝，一枝攒簇十朵小花，白瓣黄蕊，如小菊花状。”[6]刘寄奴开花后花蕊成黄色，不知《南史》中所载沙门黄药是否与之有关。不论如何，从《南史》的记载来看，与这两种药有关的故事更像是帝王（尤其是开国之主）即位前惯有的奇异之兆，其真实性难以证明，沈约《宋书》中便不载此事，其他正史中也无。[7]尽管如此，作为皇帝的刘寄奴和作为草药的刘寄奴还是就此产生了联系，并作为一种经典意象被延续了下来。

重名的巧合使“刘寄奴”这一意象带上双关属性，后世文人将其雅化，用于文学创作之中。其实，中药的名字与人名相重者很多，不仅仅是刘寄奴。[8]但是由于这个典故来源于《南史》，且与刘宋开国皇帝刘裕有关，所以很快被经典化。文学创作利用这样的巧合，在后世文人的巧思下，“刘寄奴”意象的内涵与外延都被极大地开拓了。

“刘寄奴”一词出现在文学中时，常常伴随两种情况，一为普通语境（即非双关语境），二为双关语境。辛弃疾的一首著名词作《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中“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便没有使用“刘寄奴”意象的双关属性，此处的“寄奴”仅仅指宋武帝刘裕。[9]但其实在文学作品中，文人们往往更加愿意利用“刘寄奴”的双重内涵，以期达成或诙谐、或严肃的艺术效果。这一过程是自觉、主动、有目的性的，因为只有说写者主观上有意识要利用同一话语的多重含义的时候，才是双关语。[10]“刘寄奴”意象在双关语境下的使用，多伴随着作者的巧思，它兼顾双重含义，且两层意思间有内外之别。有时文人们将“刘寄奴”作为一种草药的属性用于诗歌中串联词意的表层含义，而将“刘寄奴”意象的另一个所指——宋武帝刘裕，作为文本深层的真正的含义，另有一些情况则正好相反。[11]

双关语有时是为了获得戏剧效果，具有游戏的性质。[12]南宋周紫芝《太仓稊米集》载其一首《病中戏作本草诗》，其中有一句“锦缠更命刘寄奴，囘雪香柔体如玉”。[13]此诗本为游戏而作，题目中就有一“戏”字，每一句诗中都含有本草的名字，串联成二十一联，颇为巧妙。“刘寄奴”在此诗中的表层含义显然是一种本草植物，然而诗句中的“命”字体现出作者有意识地将其作为一个人名来使用的创作心理。不过“刘寄奴”在这里可能只是一个普通名字，它作为刘裕小字这一更为人所熟知的含义似乎并没有非常明显地表现出来。在下面这首《渊明把菊图为居生遵谊题》中，“刘寄奴”的双关属性体现得比较完美：

解官赋归田，

把菊秋风前。

顾问刘寄奴，

何如傅延年？[14]

这是一首题画诗，短小却很见巧思，尤其是最后两句。傅延年是菊的一种，又名阴成。[15]以“傅延年”对“刘寄奴”，表面上看是两个对仗工整的人名，隐藏于字面意思下的匠心却是将作为植物的“刘寄奴”与作为植物的“傅延年”相对。更加巧妙的是，由于陶渊明爱菊，“傅延年”又是菊的一种，所以诗中的“傅延年”可以指代陶渊明，这时的“刘寄奴”使用了其双关属性中有别于草药的深层含义，指宋武帝刘裕，所以这句诗的意思可以解为：“回头问问那尽有天下的皇帝刘裕，哪里比得上悠闲自在的渊明呢？”在这首诗中，作者利用“刘寄奴”和“傅延年”的双重含义来淬炼诗歌技巧，读者可以很明显地感受到诗人在运用双关手法时的目的性，这种巧合与巧思的结合渲染出严肃文学中的幽默色彩，虽然和上面所举的《病中戏作本草诗》相比，这首诗的娱乐性质弱了很多，但是最后一句佳对还是为整首诗添上豁达轻松的风格，甚至有一丝调侃诙谐的意味。

“刘寄奴”意象在双关语境下的使用虽然常常为文本增加喜剧效果，但是有时也会被用于非常严肃的文学作品中，在这种情况下，双关手法产生的幽默感几乎完全消失。刘裕作为一个历史人物在后人的认知中具有经典性意义，因而“刘寄奴”在咏史诗中逐渐成为一个含义比较固定的意象。南北朝时期，世事多变，王朝更迭，太平之日少，动荡之日多。尽管刘宋一度强盛，所谓“南过交趾，西包剑阁，北划黄河，而绕东海，七分天下，而有其四”，[16]但也不过享国六十年。即使刘裕是一个比较英明的开国之君，也无法挽救几十年后大厦倾覆的颓势，后人对这一点常有所感发，特别是境遇与东晋南朝比较相似的南宋文人，对此尤其敏感。例如南宋林景熙的《宋武帝居今为寿丘寺》：“青衣梦破满林烟，一掷乾坤亦偶然。

僧屋翠微看月上，江山犹似永初年。”[17]虽然没有直接在诗中写到“刘寄奴”，但是却用了刘裕“杀蛇得药”的典故，表达江山易主、世事如梦的悲凉。元代袁桷的《咏史四首》（其一）使用了“刘寄奴”的意象并将其双关属性产生的严肃效果表现了出来：

青青虞美人，

欲舞不解前。

漫漫刘寄奴，

医国真茫然。

风回下相里，

寒沙起苍烟。

徘徊古彭城，

亦复多流泉。

二者骨已朽，

胡为事春妍。

人生要垂芳，

岂托小草传。

丈夫与女子，

籍籍同悲怜。[18]

 此诗题为“咏史”，选取虞姬与刘裕两个历史人物，利用他们与小草重名的巧合，寄托情感、抒发怀抱。将“虞美人”和“刘寄奴”相对，与《渊明把菊图为居生遵谊题》中“刘寄奴”和“傅延年”相对的情况比较相似，都体现作者巧思。前八句两两交错，分别咏“虞美人”与“刘寄奴”，后六句将二者合写。诗句中吟咏对象的含义在人物与小草间不断切换，甚至只将一种意思带入全诗，于诗意的连贯串通也无碍。

然而与《渊明把菊图为居生遵谊题》不同的是，此诗中作者有意使用的双关手法没有使诗句变得诙谐，诗人将其与国家衰亡的命运联系起来，因此“虞美人”与“刘寄奴”的双重含义反而增强了咏史诗的沧桑、沉重感。诗中写“刘寄奴”的句子“漫漫刘寄奴，医国真茫然”，若将“刘寄奴”作草药解，即指刘寄奴可以医得好一般的病症，然而对国家的痼疾却没有作用；若以为“刘寄奴”指的是刘裕，那么更可寄寓作者感情，多了一些咏史的沉痛，因为即使是一代开国之君，也无法医治岌岌可危的刘宋王朝。七、八句“徘徊古彭城，亦复多流泉”亦是咏“刘寄奴”，彭城是刘裕的郡望，《南史•宋本紀》云：“宋高祖武皇帝讳裕,字德舆,小字寄奴,彭城县绥舆里人,姓刘氏,汉楚元王交之二十一世孙也。彭城楚都,故苗裔家焉。”[19]这句与上句写虞姬的“风回下相里，寒沙起苍烟”相对，指二人回到家乡后，发现家乡已经荒芜，今不复昔。

最后六句直接抒发作者怀抱，并在诗句中点明“虞美人”与“刘寄奴”的双关属性，袁桷对二者很有感触，认为他们想要流芳百世，就不应托身于小草，否则就会像现在这样骨已枯朽、籍籍悲怜。这首围绕“虞美人”和“刘寄奴”展开的咏史诗感情深沉，属于传统严肃文学的范畴，双关手法贯穿全诗，诗人刻意利用此营造悲凉的气氛，完全脱离了游戏的效果。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刘寄奴”意象在双关语境下的使用经常和陶渊明联系在一起，上面所举的《渊明把菊图为居生遵谊题》便是一个例子，类似的情况还有很多，譬如元代刘因《归去来图》：

    渊明豪气昔未除，

    翶翔八表凌天衢。

    归来荒径手自锄，

    草中恐生刘寄奴。

    中年欲与夷皓俱，

    晚节乐地归唐虞。

    平生磊磊一物无，

    停云怀人早所图。

    有酒今与庞通沽，

    眼中之人不可呼，

    哀歌抚卷声呜鸣。[20]

又清代方文《题陶靖节先生小像》：

谁画渊明采菊图，

柴桑桥畔独踌躇。

庐山百药般般有，

只是伤心刘寄奴。[21]

陶渊明与刘裕是同一时代的人，但是他们的人生价值取向却刚好相反。陶渊明是晋宋之交隐士的代表，在后人眼里，高洁不尘、淡泊名利是他的标签，而刘裕则积极进取，意图兼有天下。从表面上看，刘裕是一国之主，富有四海，陶渊明则穷困潦倒，一无所有；可是在精神层面，陶渊明才是真正的富翁（至少在后世大部分文人眼中），刘裕虽然生前叱咤风云，可终归要化为一抔黄土。二者在性格、物质、精神方面均形成了鲜明对比，这种差异为文学创作提供了素材。

另外，陶渊明在刘裕即位后似乎表现出了不合作的倾向，《南史•陶渊明传》载：“潜弱年薄宦，不洁去就之迹。自以曾祖晋世宰辅，耻复屈身后代，自宋武帝王业渐隆，不复肯仕。所著文章，皆题其年月。义熙以前，明书晋氏年号，自永初以来，唯云甲子而已。”[22]陶渊明在刘宋建立后表达了对晋世的怀念，这也可以构成其与刘裕的一种对立。“刘寄奴”常常作为一种负面形象出现在歌咏陶渊明的诗中，是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刘寄奴”意象在上面的两首诗中都使用在双关语境下，《归去来图》中“归来荒径手自锄，草中恐生刘寄奴”一句，仿佛将刘寄奴草当成了尘世的污浊，一定要拔除干净。

刘寄奴草在陶渊明的田园里成了十足的恶草，作者甚至连一般意义上真正危害庄稼的恶草、杂草都不怕，唯独“恐生刘寄奴”，实际还是畏惧刘裕身上沾染的功名利禄气息玷污了心中纯洁的乐土。在第二首《题陶靖节先生小像》里，陶渊明的草庐旁有庐山百药，可是却没有刘寄奴草，所表达的志趣和第一首相同。

由于和刘裕重名的巧合，刘寄奴从不知名的小草一跃成为文人喜欢的意象，被用于文学创作中。双关属性使其自身带上一种幽默的色彩，在文人的巧思下，具有游戏意味。严肃文学常常利用“刘寄奴”的双重含义构建历史的沧桑、多变感，从而脱离游戏诗的范畴。另外，刘裕与陶渊明形象的对立使得“刘寄奴”意象经常被用在歌咏陶渊明的诗中，作者往往利用双关的手段含蓄地批评刘裕而称赞渊明，以表达自己与陶渊明相同的志趣。巧合与巧思的结合使“刘寄奴”意象在双关语境下使用能够达到一定的目的性，从而成为一首诗歌中的亮点。

参考文献：

[1]【美】艾布拉姆斯著，吴松江等编译.《文学术语词典》[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

[2]李时珍撰,刘衡如、刘山永校注.《本草纲目》[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8.8.

[3]李延寿撰.《南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5.

[4]沈约.《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4.

[5]《文渊阁四库全书》[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6]辛弃疾撰，邓广铭笺注.《稼轩词编年笺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

[7]王希杰著.《修辞学导论》[M].浙江：浙江教育出版社.2000.

[8] 严可均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全梁文》[M].北京：中华书局.1965.

[9]杨镰主编.《全元诗》[M]北京：中华书局.2013.

[10]袁桷著，杨亮校注.《袁桷集校注》[M].北京：中华书局.2012.

[11]方文著.《嵞山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

注释：

[1]【美】艾布拉姆斯著，吴松江等编译：《文学术语词典》，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507页。

[2]李时珍撰，刘衡如、刘山永校注：《本草纲目》，北京：华夏出版社，2008年，第664页。

[3]《本草纲目》，第664页。

[4]李延寿撰：《南史》卷一，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2页。

[5]《本草纲目》，第664页。

[6]《本草纲目》，第664页。

[7]沈约：《宋书》卷一，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1-26页。

[8]王世贞《弇州四部稿》卷一百五十六说部：药物而人名者，草木则石韦、甘遂、王明、白昌、栾华、封华、黄辨、苌楚、连翘、黄环、刘寄奴、陈思岌、桃朱术。又周盈、傅延年、阴成生、玉女、唐蒙、马董、房慈、方盖、随脂、牛遗、马舄、诸薯、林兰、杜兰、马辛、孟推、王连、石鲮、石蹉、屈人、戴糁、牛勒、黄徳祖、黄文、石能、鲁果能、长孙、黄良、丁歴、房图、盛椹、陈知白、东方宿、铫弋、离娄、长生、陆英、蒲公英、檀桓、赵李。海药则有石决明，金石则有曽青、阿婆、赵荣、孔公蘖、殷蘖，虫药则有单姥，菓则有平仲、君迁、简子。药有番名者，婆罗门、那耆悉、诃梨勒。见《文渊阁四库全书》集部六，别集类五，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又徐寅《同姓名录》卷四：姓名有与药部同者，不特刘寄奴。又《孟子》云：驱飞亷于海隅，而《神农本经•草部》有飞亷。古之明目者有离楼，而《草部》有离楼。梁大宝初，侯景遣宋子仙袭陷颍州刺史方诸，而《玉石部》有方诸，《周礼》：明诸承水于月，谓之方诸。唐有女子木兰代父戍边十二年，人不知其为女，而《木部》有木兰。宋有王明，成安人，知荣州，清亷有惠政，太宗召拜谏议大夫，而《草部》有王明。天竺国僧吉祥，宋仁宗时以梵书来献，而《草部》有吉祥。元时土酋益智，有谋畧，官怀远大将军、曲靖宣尉使，而《草部》有益智。《证类本草》云：蜀中有诸葛亮韭，其叶似孝文韭而长，以武侯所种故名。《图经》云：何首乌，顺州人，因服交藤根而得年百三十岁，遂名交藤根为何首乌，唐李文公有传载其事。见《文渊阁四库全书》子部十一，类书类二。

[9]辛弃疾撰，邓广铭笺注：《稼轩词编年笺注》卷五，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第553页。

[10]王希杰著：《修辞学导论》，浙江：浙江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392页。

[11]王希杰指出：“多数双关要求听读者在多重含义中作出必要的选择和取舍，丢弃表层意思，而抓住深层的真正的含义。”参见《修辞学导论》，第392页。

[12]《文学术语词典》，第507页。

[13]周紫芝：《太仓稊米集》卷三，见《文渊阁四库全书》集部四，别集类三。

[14]赖良编：《大雅集》卷四，见《文渊阁四库全书》集部八，总集类三。

[15]《本草纲目》，第644页。

[16]严可均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全梁文》卷五十三，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17页。

[17]杨镰主编：《全元诗》第十册，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第428页。

[18]袁桷著，杨亮校注：《袁桷集校注》卷五，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第257页。

[19]《南史》卷一，第1页。

[20]《全元诗》第十四册，第46页。

[21]方文著：《嵞山集》卷十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第10页。

[22]《南史》卷七十五，第1858-185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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